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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,陆续启动PM2.5的监测。江苏将在现有的17个PM2.5监测点的基础上,再建68个PM2.5监测点,最终实现监测“全省覆盖”;上海已建成PM2.5试点监测点位24个,其中3个为国控评价点。“如果加入PM2.5评价指标,优良天数将可能大幅下降。”江苏省有关负责人表示,数据“难看”一点不要紧,关键是要清楚灰霾天的来源,要有措施解决大气污染问题,扭转被动局面。“如果公布了,灰霾天没有减少,没法向老百姓交代。”“我国空气质量污染依然十分严重,总悬浮颗粒物和PM10浓度水平较高,由于这两种污染物的污染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,决定了我国的标准与国际接轨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。”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,一些重点区域率先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,争取监测水平早日和国际接轨,就是率先做到监测结果与人民群众感受相一致。按照环保部日前发布监测PM2.5的时间表,今年,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要率先开展PM2.5和臭氧的监测;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境模范城开展监测;2015年在所有地级市以上城市开展监测;2016年全国统一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,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。 “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PM2.5,就是因为它对人的视觉影响特别敏感,更容易‘感受到’。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,就是要不断贴近人民的感受。”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认为,全面启动PM2.5监测工作可以令环保部门加强对颗粒物的数据管理,为颗粒物污染防治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依据。节能减排要“伤筋动骨”从公众感知灰霾困扰,到“围脖们”呼吁推动,再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,PM2.5的快速升温到正式亮相,形成了一次国家环保政策与公众民意的良性互动。专家表示,PM2.5的推出,为人们审视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角度,当前亟须跨越“三道坎”。第一道坎是严控机动车污染。 于建华说:“目前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近500万辆,这个数字还在增加,大气容量压力巨大。”专家表示,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堵程度严重,庞大的机动车保有量和低速行驶,造成汽车燃油燃烧不充分,从而导致PM2.5排放数量倍增。要努力改善城市空气质量,必须实施机动车高排放标准,加快油品升级,改变“好车吃粗粮”的状况。采用扩大限行区域和资金补助激励相结合的办法,加速淘汰老旧车,鼓励市民举报“黑烟车”,加大高排放车辆检测力度,努力改善城市拥堵状况。有关研究表明,北京市PM2.5约60%来源于燃煤、机动车燃油、工业使用燃料等燃烧过程,23%来源于扬尘,17%来源于溶剂使用及其他。能否控住“重化工”,是降低PM2.5的第二道坎。 从1998年至今,北京连续实施了16个阶段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,先后关停、搬迁了首钢等200多家重污染企业,第三产比重超过76%,万元GDP能耗达到了0.582吨标准煤,为全国最低。先后四次在全国率先执行机动车排放新标准等等,继续加大措施的空间变小,从另一个角度说,明显改善的难度也就更大。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,当前,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仍偏向“重型化”,能耗下降的“紧箍咒”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“GDP崇拜”仍形成反差。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负责人分析,“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相对应,我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正呈现高位波动、时好时差的相持期。” 经济学家张曙光表示,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最有效的经济杠杆,引导现有的能源高消耗型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,只有用“硬约束”“硬手段”,才能使经济增长模式尽快突破“相持阶段”。影响PM2.5的第三大因素就是区域污染。“空气污染防治做不到独善其身,必须联防联控。”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告诉记者,PM2.5可以在空气中漂浮数天,区域传播非常严重。“如果没有多地区的多种污染物协调治理,联防联控,靠一己之力,空气质量很难再上台阶。”对此,环保部明确,将继续完善大气联防联控机制,以京津冀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为重点,实施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;加大产业调整力度,加快淘汰落后产能,积极推广清洁能源。“转型”到位才能换来“碧水蓝天”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指出,虽然数据显示十多年来,北京PM2.5浓度呈下降趋势,但年均值与即将颁布的新国标比仍有差距。“北京市要达到标准值还有相当的难度,估计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。”郝吉明认为,要换来“碧水蓝天”就必须强调绿色转型,这既包括观念更新,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。对政府部门而言,城市必须有节制的发展,如果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仍然占到GDP很大比重,就很难实行。 北京市将加快出台《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(2012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)》,从调整经济结构、调整能源结构、减少工地扬尘、严控工业污染、加强生态建设等方面入手,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,协同治理,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减少PM2.5,企业生产也要转型。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关专家建议,应抓紧出台尘污染防治办法,把防尘控尘资金纳入建筑工程预算的“硬成本”,建立绿色施工和积尘监测制度,对达不到防尘控尘要求的工地责令停工整改。加强对大建筑工地的监管和渣土车的治理,减少扬尘污染。倡导导公众绿色出行。人人是污染的受害者,也是污染的制造者,是时候直面污染严重的“现实”。为这个后果“买单”只有一条路,树立环保生活理念,开展低碳生活、绿色出行、绿色消费,转变生活方式,主动减少PM2.5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,让公众参与不再是个别活动,而是一种生活。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
车险理赔难今年将被整治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保险业监管工作会议上称,2012年将对“销售误导”和“理赔难”进行攻坚战 本报讯 (记者张羽飞)上周末保监会披露了2011年保险行业的成绩单,全国保费收入1.43万亿元,同比增长10.4%。新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坦言,国内保险行业存在“三不认同”问题,即消费者、从业人员、社会不认同。第一大问题行业形象不好全国保险业监管工作会议周六在京召开,在此次会议上,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用了近3个小时,将自己对国内保险业的整体思路梳理了一遍。在他看来,现今中国保险业的第一大问题为行业声誉不佳、社会形象不好。项俊波表示,一直以来,保险业声誉不佳、形象不好的问题比较突出,主要表现为“三个不认同”。一是消费者不认同。理赔难、销售误导、推销扰民等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反映强烈,导致消费者对行业不信任。二是从业人员不认同。保险业基层员工压力大,收入低,社会地位低,感觉被人瞧不起,对自身发展没有信心。三是社会不认同。行业总体上仍停留在争抢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的低层次竞争水平,为了揽到业务不惜弄虚作假、违法违规,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据记者了解,过去5年里,保监会收到的各类保险投诉中,60%以上是说理赔难的,20%-30%是说“销售误导”的。2011年保险业“十分困难”当日会议还披露了2011年中国保险行业的成绩单:2011年全国实现保费收入1.43万亿元,同比增长10.4%。其中,财产险保费收入4617.9亿元,同比增长18.5%。人身险保费收入9699.8亿元,同比增长6.8%。需要注意的是,2011年保费收入的统计口径与前几年不同,据保监会相关人士解释称,这是由于2011年的保费收入是按照新的会计准则统计,其中寿险中的投连险部分已经不再纳入保费收入,因此比照前几年的数据会有不同。对于2011年保险业所面对的形势,新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用了“十分困难”四个字来描述。他表示,2011年,保险业业务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,保险投资年化收益率仅为3.6%,一些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较年初下降60个百分点以上。2012年保险业稳健发展的难度更大,风险防范的要求更高,保险监管规范市场的任务更重。重拳出击“理赔难”问题对于2012年的保险监管工作,项俊波表示,保险监管工作要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问题。要下决心、动真格、出重拳,打一场整顿治理的攻坚战。保监会要与监管部门、保险机构、行业组织、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一起推动,让理赔难和销售误导成为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据了解,保监会今年将争取国家税收政策支持,推动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,并逐渐拓展至健康保险、企业年金领域;推动巨灾保险立法,将巨灾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综合灾害防范体系。此外,大型保险公司的上市仍是保监会重点关注的工作,项俊波表示,在2012年,要继续深化国有保险公司改革,支持中国人保集团上市,推进中国人寿集团股份制改革,完善现代企业制度。
16岁的李晴(化名)和4个同学在一家加油站抢了价值近700元的钱物。如果没有后来的判决,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案。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在判前对他们进行了考察,用量化的义务劳动替代了他们的罚金刑。这是全国第一起,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起。义务劳动替代罚金李晴决定在加油站下手抢钱的时候,才16岁。他是贵州人,在重庆一所技工学校上学。这个年龄的孩子第一次离家,拿着生活费却不知道要细水长流,开学十几天,钱就都花完了。2007年9月19日凌晨,在李晴的提议下,他和4个同学一起候在了一个加油站附近。他们抢走了一个提包,里面有一部手机,200元钱和一些日用品。在逃跑的过程中,李晴的一个同学被抓住了,之后,其他4人也被捉拿归案。5个孩子都来自贵州农村,家里甚至付不起足额的学费。2008年案子被诉到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时,他们的家长都负担不起到重庆的路费,没法出庭。“如果这个案子按照相似案例判罚罚金的幅度处理,那肯定会出现‘司法白条’。”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杨飞雪说,这些孩子的家里根本无力为他们缴纳罚金。他们还没有成年,还在学校读书。法院要怎么判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、挽救、改造的原则,才能让他们将来顺利回归社会?杨飞雪说,这确实是个难题。他们都是离家求学在外,监管条件不完备。如果使用非监禁刑,效果怎样无从考量。比如,这些孩子是不是真诚悔改,是不是不再有社会危害性,这些都无从评价。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,是要在教化、惩罚与救济间求得平衡。但对未成年人采取非监禁措施,已经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。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,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基本已成学界和实务部门共识。“我们经过反复探讨,觉得可以把一定量的义务劳动纳入到判前考察中。”杨飞雪说,他们在义务劳动过程中的表现能让考察内容具体化,而量化的义务劳动也可以替代罚金,“把考察期放在了判决前,他们会对判决有期待,会尽力做好。” 适用条件苛刻,至今仍是孤案2008年三四月间,在设置好的30天的考察期内,这5名同学都会在课后由老师带着以“志愿者”的身份到社区义务劳动,社区每天都有专人记录他们的表现情况。“他们的变化很大,很有礼貌,”杨飞雪说,老师和社区居民对他们印象都很好,“除了考察人员,谁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,都以为是志愿者。”考察期间,检察机关负责进行监督。“检察官会在不通知学校和学生的情况下,悄悄去看他们的表现。”杨飞雪说,考察期满后,检察官会把评价意见和量刑建议告诉法院。一般来说,李晴这样的同类案件罚金幅度在2000元左右。不过,他们在考察期间的义务劳动是“计酬”的,“根据他们所从事劳动的性质,按照重庆市相近行业的工资标准,来替代一部分罚金。”杨飞雪说。“他们义务劳动的过程和考察情况也详细地写进了判决书里。”杨飞雪说。2008年6月,李晴被判犯抢劫罪,判处有期徒刑1年,宣告缓刑1年零6个月,并处罚金800元。实际上,类似的行刑方式在很多国家都有适用。在美国,针对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中,有一项是对犯罪青少年的居中制裁,其中就包括赔偿和社会服务。在新西兰,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在社区参加有偿服务,利用休息日打工赚钱来赔偿受害人。但是,3年多过去了,直至今日,沙坪坝的司法实践还是个孤案,同样的刑事处罚方式并没有再次适用。“主要是因为适用条件很苛刻。”杨飞雪说,需要各种社会资源的通力配合,比如学校要老师配合,社区要有专业社区工作者辅助,检察机关要参与监督考察,“找个合适的社区就很不容易,还要在确保未成年人完成学业的前提下安排他们劳动,当然,也要找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适合从事的劳动方式”。“下面”绞尽脑汁,“上面”突破有限杨飞雪用“绞尽脑汁”来形容李晴一案的审判过程,但是,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,这样刑罚替代方式尚无明文规定。2003年7月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发布的《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》,明确提出将罪行轻微、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。这被视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法理依据。在社区矫正的试点地区,矫正方式各具特色,有的强调心理干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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